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

2018-12-29 08:53  阅读 286 次 评论 0 条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约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吃皇粮的,也就是“仕”,二是住山林的,称为“隐”。隐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主流文化对隐士持有反对态度,因此,“隐”只是表面,骨子里还是入世的。古人将“隐”分了层级:“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把“隐”的最高境界定位于隐身朝廷之中,由此也能看出隐文化的入世态度。

在隐逸与入世中寻找平衡

观察文史侃|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

孔子曾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隐士是人才资源,受到举荐重用才是时代昌明的表现,“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王莽请他做官,他躲了起来。刘秀即位后,让人画了他的像,四处寻访。

有人报告称,一个披着羊裘的男子在泽中垂钓,刘秀怀疑是严子陵,先后三次派人派车才把他请到京都洛阳。老朋友侯霸此时任司徒一职,听说严子陵来了,派人前去问候。

没想到,对方不屑地说:“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刘秀前来看望,见他卧床不起,摸着他的肚子问:“为何不肯相助呢?”严子陵没搭理他,良久才睁开眼睛反问:“士各有志,为何相迫呢?”刘秀叹息而去。

严子陵耕读垂钓富春山,成了刘秀一生的遗憾。

到了魏晋时期,隐文化成为风尚,士人追慕隐逸之风,“越名教而任自然”,“七贤”的林下之游成为世人的榜样。

然而,隐的目的仍是入世,对出世与入世之间平衡点的掌握是在实践中不断试探出来的。

竹林七贤就是寻找这种平衡点的试验场,七个人代表了三种态度,这三种态度又可以把当时的士林划为三类。

在仕与隐中进退的三种态度

——第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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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庄子式的“宁生而曳尾涂中”。

嵇康无疑是这类中最决绝的,不仅体现在思想上,而且付诸行动。

嵇康是曹魏的亲戚,自然要替曹家说话,但他不同司马氏合作的主要原因不是这个,而是不认同司马氏在名教这块遮羞布下做的勾当。

嵇康本来是很谨慎的一个人,王戎曾说与嵇康相处20年,未尝见其喜怒形于色。力行老庄之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嵇康避世躲祸的办法,但是他的名声太高,司马氏怎会容得下他?

除非他放弃老庄而尊周孔,于是,派了许多人去做嵇康的思想工作。司马氏打着名教的幌子挟持皇帝,随时准备取而代之,很不体面,越不体面,就越要做足表面文章——鼓吹名教,而嵇康却“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唱反调。

他要非薄的当然不是汤武周孔四人,汤武革命、周公辅政是儒家治世的德行,司马氏标榜名教,简直就是对他们的亵渎,嵇康“非汤武、薄周孔”,实则是讥讽司马氏。

老奸巨猾的钟会,帮助司马昭阻止高贵乡公曹髦的夺权企图后,被司马昭视为死党,其学说主张自然和司马氏一致,与嵇康对立。

他写完《四本论》,打算找嵇康辩论一番,然而,他并不自信,揣在怀里不敢拿出来,到了门外,远远地扔进去,转身跑了。

钟会的狼狈源于第一次见到嵇康时产生的心理阴影。当时,为了结识嵇康,钟会纠集了一群名流,一起去拜访。这样,既表示尊重,给对方面子,又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嵇康和好友向秀正在树下打铁,见了钟会这帮司马门下豢养之犬,只顾扬锤锻铁,旁若无人,一句话也不说。钟会碰了一鼻子灰,从此便对嵇康又怕又恨,起了杀心。

他向司马昭进谗:嵇康这家伙虽然是卧龙,但不为我所用,早晚是个祸害。

和嵇康能说得来的,唯有打铁伙伴向秀和老大哥山涛。山涛和司马氏是亲戚,政治上倒向司马氏,自然也要替司马氏做嵇康的思想工作。

当他从吏部尚书位子上升迁时,极力举荐嵇康代替自己。于是,便有了那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名义上是与山涛绝交,实际上是一篇拒绝与司马氏合作的宣言。

嵇康死,向秀心里直打鼓,毕竟嵇康打铁时冷落钟会,在旁边拉风箱的就是他啊!于是,他赶紧跑到洛阳拜见司马昭,司马昭故意羞辱道:“听说你有归隐山林的箕山之志,跑到我这来干嘛?”向秀答:“退隐箕山的许由、巢父都是狂徒,其做法不足取。”司马昭听了大为满意。

在仕与隐中进退的三种态度

——第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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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先隐后仕型的。

郭象注《庄子·逍遥游》时,说了很多,无非是在强调大隐隐于朝,出仕与隐逸并无二致。

其实,这是抄袭了向秀的说法。七贤中最具学者风范的实为向秀,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好教授的,对《庄子》研究很有心得,吕安读到他的论著,惊叹“庄子不死”。

只可惜,向秀投奔司马昭后,无心著述,还有两篇没有注完就去世了。向秀的手稿随之散失,被郭象抄了过去,成了“郭注庄子”,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按下不表。

单说向秀因嵇康、吕安被杀而转向,遭到司马昭一番奚落,他对《逍遥游》的注解观点便是对自己的辩护,并不是思想上的认同,而是全身之道的方法。

山涛亦属此类。嵇康虽然写下与山涛的绝交书,但七贤中,他和山涛的态度看似截然不同,其实在灵魂上是相通的。也有人说,嵇康之所以写下绝交书,是想借用这种方法保护山涛。

人各有志,嵇康选择不合作,作为朋友,他不会对与司马氏合作的山涛有看法,反而还怕自己连累了朋友。

后来,山涛举荐嵇康的儿子嵇绍做官,嵇绍向他咨询进退方案,山涛说,我替你想了很久了,天地有四时变化,何况人呢?意思是大丈夫行于世,要能屈能伸。

出身名门世家的谢安也是先隐后仕的典型。谢安从小就有名声,并受到宰相王导的器重。但是他拒绝应召,隐居到会稽郡的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道林等名士、名僧交游,倾心清谈。

一次他与王羲之一同登上冶城遗址,谢安追古思远,一派超脱世俗之志。王羲之劝道:“夏禹勤勉国事,奔忙劳苦,手脚长满老茧;周文王从早忙到晚,无暇吃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中,每个人都应当为国效力;而不切实际的清谈只会废弛政务,华而不实的文章会妨害大事,这些恐怕都是不合时宜的。”

谢安说:“秦国任用商鞅,仅两代就亡国了,难道是清谈惹的祸吗?”谢安偷梁换柱的辩论有些强词夺理,他心中其实是有自己的小算盘的。

当时,“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因为王敦的叛乱,蒙上了阴影,于是,外戚庾家受到重用,庾与王在朝局中开始裂土分茅。另外,权臣桓温开始崛起,这样,王家、庾家、桓家及司马氏之间的斗争开始白热化,而陈郡谢家还没走上前台。

谢安显然不想卷入此中,王羲之是王家的人,谢安跟他谈话往往不着边际。其实,他是在等待机会。

后来,朝廷几次三番地征召谢安,他一概推辞。就连管组织人事的吏部尚书举荐谢安为吏部郎,也被他写信拒绝。

于是,有些官员就给朝廷上书,说谢安的坏话,这小子历年不应召,应该将他禁锢终身。当时执政的会稽王司马昱认为:“安石(谢安的字)既然能与人同乐,也必定能与人同忧,再征召他,他肯定会应召。”

当时,谢安的弟弟谢万是一位封疆大吏,担任豫州刺史。谢安虽然隐遁山林,但其名声超过了在朝中做官的谢万,竟然获得了宰辅的声望。

后来,谢万北伐失利,危及谢家安危,谢安在这节骨眼儿上,终于出山,这时他已年过不惑。

在仕与隐中进退的三种态度

——第三类

观察文史侃|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

第三类的代表便是阮籍,他与嵇康的主张是一样的,但没有嵇康的决绝。

阮籍的隐忍连司马昭都佩服,叹其乃“天下至慎”,然而,“隐忍”在心中形成的块垒,只有借酒来浇灭。杀了嵇康的人,还要杀阮籍,司马昭保他,所以他才活了下来——在司马昭眼中,做不做官不要紧,只要闭上嘴就行。

作为报答,阮籍为他写了劝进表。

七贤都有隐士之心,就连热心于做官的王戎,也不时向人炫耀一番自己当年的林下之乐。

王戎做尚书令时,当他路过黄公酒肆前,对客人说,我从前就是在这里和嵇康、阮籍一起畅饮、同游竹林的,自从他们二位亡故以来,我为时务所羁绊,今天看到物是人非,真是往事邈远、如隔山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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