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伐意义的消解到亡国论,换个角度看蜀汉灭亡

2019-06-20 13:12  阅读 85 次 评论 0 条

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伐蜀,从魏军八月开始出兵算起,到成都方面刘禅在十一月正式投降,不过短短三个月时间。《三国志·魏书》记载说“自邓艾钟会率众伐蜀,所至辄克。”其实熟悉整个魏灭蜀之战过程的人都知道,与其说“所至辄克”,还不如说“所至皆降”。阳平关蒋舒出关投降,使得钟会轻易进入汉中,长驱直入。江油关马邈不战而降,使得邓艾偷渡偏师在精疲力竭之时获得了关键性补给。就算到了这个地步,除开成都自身城坚墙高不说。西面有常勗固城拒守,东面姜维已经回师至郪,永安还有罗宪的部队,南中霍弋已经准备好北上勤王,而成都北面的雒城还未被攻破。须知当年刘备攻打雒城还花了一年多。东吴方面也在准备出动援军。然而,蜀汉的民心士气却早已经瓦解殆尽,在樵周的力劝下,刘禅决定投降,蜀汉就此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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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艾偷渡阴平小道后,已经兵疲粮尽了。

回顾这段历史,让喜爱蜀汉的人扼腕叹息,却又疑窦丛生,为何魏军一来,从汉中前线到诸关守将,从蜀汉皇帝到百姓都失去了战斗意志,这么轻易地就投降了呢?若从军事层面考虑,前文已经说过,蜀汉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要知道当年刘备围攻刘璋于成都之时,满城文武还是“咸欲死战”的态度。蜀汉败亡的如此之快,甚至都超过了曹魏方面的估计。司马昭伐蜀的本意是建不世之功,以有利于自己的地位更进一步,而当时曹魏朝堂几乎所有人都反对伐蜀。蜀汉的灭亡,与其说是曹魏的强大,毋宁说是自己政治已经先崩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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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君臣向邓艾投降亡国。

回顾蜀汉从一开始的高举“兴复汉室”的北伐旗帜,到灭亡的前夜亡国论盛行,或许我们能再次确认这个答案。

一、诸葛亮究竟为何要北伐——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关于诸葛亮北伐一事,关注者往往是多从军事角度着眼。其实相比起军事上的攻城略地以外,北伐更多的是信念之战,体现的是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在刘备死后,蜀汉政权内忧外患,说是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也毫不夸张。曹魏在此时更是发动了和平攻势,曹魏公卿纷纷给蜀汉的主政大臣写信,希望蜀汉能够放弃帝号而“举国称藩”,成为曹魏的藩属。据可靠记载,诸葛亮本人就收到过曹魏方面华歆、王朗、陈群、许芝和诸葛璋的来信。信中的内容无非就是“陈天命人事”,希望蜀汉投降。这很可能就是后来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诸葛亮阵前骂死王朗桥段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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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王朗阵前劝诸葛亮投降,正史中有类似的情况。

然而真实的历史中,诸葛亮却并没有给这些人回信。面对曹魏诸公称说天命,诸葛亮做《正议》一文予以统一回答。《正议》先从刘邦项羽的历史经验讲起,指出现在的曹魏其实就和当年的项羽一样,虽然看起来暂时强大,但只不过“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卒就汤镬”自取灭亡。接着又举了汉光武帝以几千人的力量,在昆阳击溃王莽四十万大军的例子,表明王朗等人帮助曹魏来行鼓噪之事,其实就像当年的陈崇、孙竦歌颂王莽篡汉一样,最终也将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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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诸葛亮做《正议》答复曹魏的劝降攻势。

刘邦战胜项羽,刘秀击破王莽,这些以弱胜强的历史经验都表明,天命在汉,兴复汉室的事业是“据正道而临有罪”,况且蜀汉依然还有“数十万之师”,等到“恭行天罚”来讨伐篡逆的时候,这个受天下人所拥戴的事业,最后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强弱不过是一时的情势

在这种政治基调下,北伐的性质变成了一种“指讨凶逆,除患宁乱”的伐罪战争,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所以北伐的军事行动,就不止是局限在和曹魏抢地盘这种低级层面更不可能是穷兵黩武的滥用民力,而是在实现“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理想。而这恰恰是蜀汉政权偏居一隅,依然是为天下正统的核心依据所在。如若不然,蜀汉政权以一州之地和“跨带九州”,特别是占据中原的曹魏对抗,就成为了王朗等人口中所说的,不过是割据自保分裂天下的贪窃之徒。在那个时代,道义和天命,并非只是为军事实力虚美的注脚,实力固然决定一切,但是实力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受到更多人支持的事业才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当年项羽杀害义帝,从天下共主变成天下皆可诛的罪人。刘邦乘势而起,抓住这个机会,号召天下共讨之,不能不说首先就在一个大战略的高度获得了成功;而王莽篡逆,人心思汉,天下起事者莫不奉刘氏,也能看出那个时代的人心民志,这显然是后来光武中兴的一个时代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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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是信念之战,是蜀汉政权合法性的体现。

同样的,北伐这种政治定位,显然也能团结蜀汉内部,在凝聚人心的层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如果就现实利益而言,益州本地士人不会太支持“劳民伤财”的北伐,但是一旦赋予了北伐以“兴复汉室”的崇高意义之后,情况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益州就不再是区区一州,而依然是汉室正统所在,是汉室复兴的基地,所有支持“兴复汉室”这个崇高事业的人,都将是有功于天下社稷的功臣,都将名垂竹帛。从实际效果来看,应该说在诸葛亮时代,北伐这一国策在蜀汉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认同的,《三国志》说这段时间“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蜀政也处于最为清明的时期,所谓“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从这个角度讲,只有北伐这种“恭行天罚”的伐罪战争的存在,才能够宣示蜀汉依然是“得天命”的合法政权。

换句话说,不北伐的蜀汉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割据政权,属于分裂国家的罪人,能做的就只有主动拥抱“中央政府”曹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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谯周认为蜀汉应该投降

二、蒋琬和费祎时期的战略调整——对“兴复汉室”渐生的悲观情绪和蜀政凋敝的开始。

诸葛亮逝世三年前的一个冬天,《宋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余。”有群鸟从江阳(今泸州市)南岸飞往江州(重庆市)北岸,但这些鸟儿无论如何也飞不过长江,纷纷落水而死,竟然达到千余只之多。这件事被《宋书》作为“天有异象”记录下来,而且和诸葛亮北伐的事联系起来“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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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意义非凡,并不是穷兵黩武。

建兴十二年秋,诸葛亮病逝五丈原,蒋琬主政蜀汉,继蒋琬之后主政的是费祎

蒋琬和费祎时期在北伐这件事上,趋于保守,随之而来的就是兴复汉室的信念慢慢弱化,蜀汉政权的合法性在这个过程中也渐渐消减。在蒋琬和费祎时期,蒋琬从汉中移驻涪城,而费祎则驻汉寿。这种驻地的南移,透露出一个微妙的信息,那就是北伐更多的成为了一种姿态,采取的也只是有限的军事行动。蒋琬将驻地迁至涪城的举动,甚至一度引起盟友东吴的怀疑,认为蜀汉可能会向曹魏投降。而费祎则直接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圣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国治民,谨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为希冀徼幸,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这种看法表面上是将自己的才能和诸葛亮相比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蕴含着对“兴复汉室”事业的悲观,只能闭境安民,“以俟能者”期待更有本事的人出现了。这和当年黄权“可但闭境,以待河清”的看法,不能不说有相似的地方。

蒋琬和费祎时期调整了国策,放弃了坚持北伐的军事行动,取而代之的是有限的用兵。兴复汉室的旗帜还在,但是却已经悄然褪色。那么这一时期“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效果到底如何呢?我们前面说过,诸葛亮的高举北伐的旗帜,赋予蜀汉政权鲜明的合法性。同时也团结了蜀汉内部,赢得了蜀汉上下的支持,在那个时期蜀汉内部矛盾较少,虽然“用法峻密”却广受大家的认可,北伐战争中消耗大量民力物力,大家却“虽劳不怨”,这就是整个蜀汉“兴复汉室”理念占据主导地位时期的情况。

从北伐意义的消解到亡国论,换个角度看蜀汉灭亡

姜维在蒋费时期,无法伸展拳脚。

而当北伐成为一种象征,整个蜀汉对于“兴复汉室”信心逐渐丧失的时候,不仅“恢复中原”无望,蜀人对蜀汉政权的认同感也开始减弱,随之而来的是蜀汉的社会矛盾也开始加剧。整个蜀汉一共进行过十三次大赦,除了第一次发生在刘禅继位的时候。其他十三次均发生在诸葛亮逝世之后,蒋琬和费祎时期一共六次,而费祎之后还有六次。越是接近蜀汉灭亡,大赦就越是频繁密集。《三国志》对蒋琬主政时期的蜀汉社会有过这样的记载:

“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又亮卒之后,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乂到官,为之防禁,开喻劝导,数年之中,漏脱自出者万余口。”

仅蜀汉的蜀郡一地,民间隐匿户口和军队中士兵逃亡就如此严重,这和诸葛亮坚持北伐时期“军旅屡兴”却“人怀自厉”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诚然,蜀汉的国力和曹魏相比处于劣势,然而就如《后出师表》所说,“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北伐固然不能一战而定乾坤,然而放弃北伐就真的能“以待河清”吗?

当这个叫做“汉”的政权,不再矢志不移地进行北伐,整个蜀汉对于“兴复汉室”的事业就慢慢开始变得悲观起来。当其合法性基础“兴复汉室”变成一纸空文的时候。蜀汉的国祚,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尽头。

三、姜维孤独的奋斗——对“兴复汉室”丧失信心导致亡国论大行其道。

费祎说北伐的希望,只能是“以俟能者”等待再出现更优秀的人,来完成北伐和“兴复汉室”的事业。姜维在他心目中显然不是这样的人选,所以费祎在世时,“常制裁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直到蜀汉延熙十六年(253年)费祎遇刺身亡,姜维才有机会重新树立起北伐这面旗帜,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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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本来是曹魏降人,在蜀汉没有什么根基。蜀汉经历了蒋琬和费祎主政的十九年,这十九年是蜀汉北伐意志不断消磨的十九年,也是蜀政不断凋敝的十九年。等到姜维继承诸葛亮遗志,再想以北伐唤起蜀汉“兴复汉室”的信心的时候,时过境迁,环顾四周,竟然已经没有人可以支持他了。

姜维从延熙十六年后重新开始大举北伐,《仇国论》也几乎在同时出炉了。《仇国论》的作者,就是后来在邓艾兵指成都时,力劝刘禅投降的谯周。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指斥北伐是穷兵黩武,单纯站在国力的角度认为蜀汉不可能和曹魏争雄,从根本上否定了诸葛亮以来的北伐意义。当北伐成了一种“极武黩征”,实施这种军事行动的政权,自然也谈不上什么合法性,只不过是不体恤民力只顾争地的割据者而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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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谌是少数不愿意投降的蜀汉皇室,图为刘谌在武侯祠塑像。

然而奇怪的是,这样一种论调,竟然成为蜀汉后期的主流舆论。从蜀汉高层后主、陈袛,到军中大将张翼和廖化,再到其作者谯周为代表的蜀中士人,都认可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不能不说北伐旗帜的逐渐退色,随之而来的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否定,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陈袛是后主亲近之人,对后主的影响十分巨大,《仇国论》就是谯周在和陈袛讨论之后写下的。

张翼和廖化作为蜀汉后期主要的军事将领,也是反对姜维大举用兵的,理由和《仇国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强调国力不如曹魏。

在蜀政极速走向衰败的后期,《仇国论》这样的亡国论调竟然可以在蜀汉公开宣扬,不得不说这个以汉正统自居的政权,在北伐的意义被抹煞那一刻开始,自身的合法性也荡然无存。

从北伐意义的消解到亡国论,换个角度看蜀汉灭亡

亡国论大行其道,魏军一到,剩下的就只有投降。

当亡国论大行其道的时候,“心存汉室”的姜维,终于在这种局面下无力回天。在蜀汉灭亡的前夜,随着北伐的意义被消解殆尽,蜀汉的民心士气也早已崩溃。也许成都城里的众人,都在翘首以盼魏军“王师”的到来吧。所以出现本文开篇的那一幕,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总结

笔者认为,蜀汉在亡国前夕,军事上远远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蜀汉的速亡,更多的是民心士气的瓦解的结果,而这种瓦解的本质就是蜀汉从上到下,已经失去了对蜀汉政权合法性的认同。随着北伐意义的消解,在蜀汉大行其道的亡国论,最终引发了一连串的实质性投降,蜀汉的历史也就此走到了终点。

参考资料:《三国志》《宋书》《汉晋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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