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的角落,曹操对佛教的残酷镇压

2019-07-16 10:45  阅读 99 次 评论 0 条

凶暴恣虐是曹操夺权代汉的原罪之一,也恰恰是我眼中曹操的另一项历史罪名。

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一次性坑杀八万名俘虏。如果说这样大规模的屠杀还是因为对方难以控制,那么公元193年的徐州屠杀,就是毫无天理的滥杀无辜。关于此战的分析一向有诸多疑点,事关曹操的最终评价,我们将逐一解开。

文史宴:历史书的角落,曹操对佛教的残酷镇压

“为父报仇”完全不能为徐州大屠杀洗白

有关徐州屠杀的记载,主要出现在《三国志》本志、裴松之注引《曹瞒传》、范氏《后汉书》、《资治通鉴》当中。我主要以年代较早的两个官方正史,即《三国志》和《后汉书》中陶谦的记载为准。因为《后汉书》的内容,明显是在陈寿和《曹瞒传》的基础上,又加入了范晔本人的观点,而且与前两者并无矛盾。

但《资治通鉴》的记载,尤其是死亡人数和发生地点的描述,我认为是对前三个史料的误解。在此姑且直接列出结论,如行家里手更有真知灼见,也期待聆听您的观点。

徐州屠杀的概况如下:

193年秋,曹操以为父报仇之名第一次攻打徐州,首先于彭城国的彭城县、傅阳县大战,大败陶谦,致死者数万。而后陶谦向东海郡的州治郯城退却,并在武原设置防线。曹操东进不成,转而进入下邳国,又接连屠杀取虑、雎陵、夏丘三县。

此次战役曹操总共攻下十余座县城,彭城、傅阳、取虑、雎陵、夏丘五县因尸体太多,扔到河里连泗水都被断流,总共死亡人口达到数十万。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彭城国大战死亡数万,是陈寿和《曹瞒传》都承认的,但是五县死亡数十万,是范晔的说法。以至于到了《资治通鉴》里,被改写成了仅彭城国一战就死亡数十万,这想必是司马光误会了。那么,范晔所说的五县死亡数十万,有没有夸张的成分呢?

参考葛剑雄《中国人口史》中的数据,按东汉末年虽经过大瘟疫、黄巾之乱等打击,人口当仍在4000万以上,除以县级行政单位总数(1137),我们能够粗略得到每个县城人口的平均数:3.5万。按彭城国八县,下邳国十六县,同时考虑双方军队亡人的叠加、外地流民涌入徐州避难的情况,以及统计数据可能存在的遗漏,为了方便计算,谨按平均每县约4万人。

因此,彭城国大战(至少两县)死亡数万,完全没问题;范晔说五县亡人达到数十万,粗略算来有些夸张,不排除是“十数万”。

不过,考虑到曹操一共攻克了十余座县城,不可能除了五县之外都毫发无伤,也可能是其他县城的人都逃到了这五座县城中被一网打尽。所以,从战役的整体规模来看,范晔的说法未必不是真相。

同时我们也能得知,下邳国由于县城较多,该地的亡人数必然要多于彭城国。我们甚至可以大胆推断,陈寿出于“为尊者讳”的要求,刻意规避了下邳国的亡人数,不提亡人总数,以免扩大对曹操“形象”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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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疆域

说了这么多,无非要证明这场战役的确是惨绝人寰,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陈寿的说法是替父报仇,可实际上191年讨董联盟失败之后,曹操、陶谦分别和袁绍、袁术结盟,围绕二袁之争早有交锋,因此曹操不免对徐州早有攻略之意,他的动机应该并不纯粹。

而怀着不纯粹的动机做事,很容易在进展不顺的时候跑偏。所以我们看到,当曹操在东进郯城受阻之后,忽然转向下邳屠杀属民,这明显是报仇不成屠杀泄愤。

其实分析到这里,徐州屠杀的大部分疑点已经明了,但还有一个疑问:如果说,曹操是毫无理由的滥杀无辜,为什么当时很少有人直接声讨?

我们仅能看到的是,公孙瓒作为陶谦的盟友,派遣田楷、刘备前来支援,并得到了孔融的支持,但在一向高调的汉末士大夫阶层里,无论己方还是敌人,几乎没有史料证明他们直接表达过谴责,包括淮泗之地的张昭、王朗、赵昱、陈珪、陈登、袁涣、张范、张承等人。即使是在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当中,也没有着重提及此事,这是为什么?

这件事的原因,应该十分复杂。可能是大家对乱世的杀戮有些麻木,可能是陈寿有意避讳了一些史料。但是我依然认为,既然后世对此事口诛笔伐,但在当时却被选择性忽略,一定有一些我们尚未察觉的因素。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到亡人最多的下邳国,这里的守将是一位汉末的奇葩人物——笮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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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和尚笮融

笮融是陶谦的同郡老乡,官居下邳相,负责彭城、下邳、广陵三地钱粮。当时的徐州共有五个郡国,从北到南有琅琊国、东海郡,东海郡以西是彭城国,自彭城国东南依次是下邳国、广陵郡,而这三个郡国都与东海郡接壤。

可见,陶谦把徐州自己治下四分之三的土地都交给笮融,而笮融在这么大的地盘上做了什么呢?他用三地钱粮在下邳大兴庙宇,铸造佛像,庙宇大到能够容纳三千人。然后他让远近之地喜好佛教的人都来这研诵佛经,由此吸引了五千户人前来居住。每到浴佛大会的时候,他还要沿路摆下食物和水,铺设的坐席连起来足有数十里,每次都能吸引上万人前来观赏就食。如此声势浩大的礼佛活动,陶谦不可能不闻不问。显然,这似乎是陶谦和笮融心照不宣的推广佛教。

但是,东汉末年的佛教非常小众,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当三次“党锢之祸”严重打击了儒家信仰之后,神仙方术中的宗教作为民间信仰的补充而抬头,其中最迅猛的就是黄巾军的“太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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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母与东王公画像石

东汉人对佛教不了解,佛像常取代西王母作为西方神祇

徐州屠杀的时候黄巾已平,但各地余党的势力依然很大,这个时候佛教在徐州大行其道,在儒家文化士人的眼里不会是好事。那么,当熟谙儒家经学的曹操到来之后,结果不言而喻。

青年时代的曹操本就对地方贪腐之下的“淫祀”毫不手软,而且他亲自讨伐过黄巾之乱,对于宗教叛乱问题应该非常敏感。眼下他报仇不成恼羞成怒,听说下邳还有一群人大剌剌的不知念什么经,必然恶念丛生。而且他完全可以用非常冠冕堂皇的理由,将这些他心目中的“邪教徒”屠杀殆尽。而淮泗之地的名士都对此讳莫如深,很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佛教在他们眼里,本就是黄巾之流。

综上所述,“异端”与“正统”的信仰冲突,应是刺激曹操大开杀戒的另一个因素。当然,曹操本人也并非是一个坚定的儒家信仰者,可正是这种信仰的摇摆,使他缺乏自我约束的自觉,当外界的刺激过强时,他便自然而然变成了魔。但是,不管原因为何,毫无底线的暴力行径,总是要承担相应的代价。

曹操或许不会想到,当他在194年第二次侵占徐州的时候,一个琅琊阳都县的少年被迫背井离乡,在14年后的赤壁之战中,成为了孙刘联盟的关键人物。他成年后坚定成为日后曹魏王朝最致命的对手,而这恰是佛家讲的“因果报应”。

如果当年的曹操,在每一次痛下杀手的时候懂得一点克制,心怀一点仁慈,或许他也不会在后世有如诸多非议,不会为自己的霸业埋下永远的遗憾。

结语

4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这是正史中许劭对曹操的评语。这个评价表面看来自相矛盾,匪夷所思,但我以为最是妥当,而且它也仿佛谶语一般,昭示了曹操的命运。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统一北方有功,阴谋代汉、凶暴恣虐有过。他求真务实、敢于挑战传统的精神难能可贵,但是假公济私的行为又令人不齿。

他一生没能称帝并不是不想,而是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太过宏大。他虽然留下了悲天悯人的诗篇,但是当悲痛降临在自己身上,他却没能逃出谶言的诅咒而一念成魔。

他很优秀,但作为一个帝王,他做的并不好。当他沐浴猩红的鲜血站在碣石之巅,远眺沧海,试图戳破笼罩乱世的迷雾,目力所及之处,也只有令人生恶的“怪力乱神”。他应该后悔杀尽了那些汉室忠臣,当他惊觉自己无法称帝的时候,已经再也没有机会回头了。

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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