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濂谈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2018-05-03 15:51  阅读 359 次 评论 0 条

关于汉末三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曹操禁碑,史书有如下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建安十年(205年)魏武帝以天下凋敝,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宋书•礼志二》)。

禁碑的举措在书法史上的意义是非常深刻的。一方面,这是对东汉厚葬风气的“移风易俗”,反奢靡尚勤俭;另一方面,对于石刻文化、碑版文字的大发展又是一个严厉的阻断。书法史中的金石时代在兴盛之后逐渐走向沉寂。它在自身日趋衰弱之际,反过来刺激了纸帛书写材料的兴盛与发达,从而造就了一个横贯2000年的书法墨迹新时代。

东汉立碑风气的兴盛,今天很难想像。《宋书》记载的“天下送死奢靡”“下令不得厚葬”,表明它不仅仅是碑刻一项而构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如果有一比附,那么它与今天我们“反奢靡之风”是相类似的一种规定和倡导一一当年反对厚葬民俗导致“禁立碑”,使石刻文化遭到了一道大坎坷;我们书法家们当然会痛心疾首、扼腕浩叹。但审视禁碑的东汉现实环境,却又会感慨禁碑令的迫不得已。因为当时的朝野官民疯狂立碑,简直就是一种“祸国殃民”。为墓主立碑歌功颂德,是当时营丧活动中的一个主项。葬仪上既有盛大的集会,又有“立石碑、树石阙、建石祠石室,高土厚封”的铺张摆阔;今天看著名的山东嘉祥“武氏祠堂”遗迹,起坟垄、建祠堂、树墓碑,种种“折腾”,即可一睹当时场面。曹操禁碑令强调“不封不树”,即针对此而发。而这种奢靡浮华的厚葬之风,又在社会风俗中被分解为官位大小、声望高低、财力厚薄而渗透到每一个阶层和每一家族。正因为墓主墓碑歌功颂德的祭悼文辞的需要量太大,延请名流文士撰文以自高声价也成为约定俗成的攀附风气:当时如杨修、马融、皇甫规、桓麟、崔瑗、崔实、蔡邕、邯郸淳,都是世家豪族撰碑文请托的大名家。尤其是蔡邕这位书法大家,曾与同僚提到自己“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写了许多阿谀奉承华而不实的碑文,实在是惭愧失德啊!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山东嘉祥“武氏祠堂”遗迹

禁碑令一出,再加上别人攻击曹操军纪太乱,有组织盗墓并以所得金银充军费,乃至有“摸金校尉”“发丘中郎将”的名号,一正一反,虽然不是寰宇一统,但在北方地区,却是风气为之丕变。大量碑志一瞬间消声匿迹。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比如《曹真残碑》碑主是贵族大将军,《王基残碑》碑主历五帝官封东武侯,还有《孔羡碑》《范式碑》二三种而已。估计是朝廷特许立碑的例子。而最著名的是曹丕纂汉自立时的最重要文本:《上尊号奏》和《受禅表》石刻,那是为了令纂位行使皇权、使之具有合法化正统性而刻意作秀的产物。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魏《上尊号奏》碑拓本

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一定还记得曹丕纂汉一节。第一是《上尊号奏》,由华歆等人领銜上奏汉天子,希望汉献帝主动将帝位禅让于魏王曹丕;而曹丕暗中策动,假文武群臣之意,三推三让,虚伪之极;于是有《上尊号奏》之文;戏演完了,曹丕受汉禅登帝位,华歆等又拟《受禅表》以记之。本来,曹操颁禁碑令之时,民间禁立碑,曹丕为操子,本不该犯禁。但因为是改朝换代登帝位的千古大事,于是破戒而刻石上碑,即有了《上尊号奏》《受禅表》这奏、表之碑。很明显,这是与上古秦始皇封禅泰山同一思考的政治立场。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魏《受禅表》拓本

石刻史上的三国石刻,以此二碑为最早。自东汉隶书发达以来,三国早期已经开始有楷书的形态,由隶到楷、由扁入方;只要看看与曹操同辈的钟繇有《宣示表》《荐季直表》,是完整的楷书笔画一一一只不过是偏扁方形的楷书,而不是后来初唐欧虞褚的四角正方形楷书。当然,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传世至今是刻帖墨拓,与墨迹手书的真实度相比还略嫌逊色。但它表明,三国时的楷书萌生期,是“楷笔而隶形”,已经与东汉隶书碑版石刻书风书体的扁形而波挑,拉开了明显的距离。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魏 钟繇《宣示表》(局部)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魏 钟繇《荐季直表》(局部)

而反过来,不过十数年之后的曹丕《上尊号奏》《受禅表》的石刻碑版,在体式上却是取“隶笔而楷形”。其特征,是每字字形完全取楷书式的正方形;但横笔的蚕头雁尾尤其是波挑的汉隶特征,却有明显的保留,证明当时人还是上承浓重的东汉隶书用笔线条意识。从我们今天的立场看,这是一种于汉隶而言很生硬的方形构造,但它的笔画却是一任隶书之旧有魅力。我们称它为从汉隶到唐楷的“过渡体”;其实它在钟繇笔下是隶形楷笔,在曹丕群臣笔下是楷形隶笔,一正一反,从两个端口互相向自己的对方行进,在中间进行了交汇与交叉后又各自走向自己的终极目标。出发点是汉隶,终极点是魏碑到唐楷。

讨论三国碑刻,更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组比较:

三国魏初期曹丕时代,有石刻隶楷书《上尊号奏》《受禅表》,又有刻帖中的名家钟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三国吴末期孙皓时代,也有石刻篆楷书《天发神谶碑》(传皇象书),也有刻帖中的名家皇象《急就章》。曹魏、孙吴之对应堪称完美。但最受正统之名的蜀汉刘备一方,则未见其例也。

先看魏、吴的这两方石碑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上尊号奏》等,是隶书向楷书过渡,"楷体隶笔"已如上述;它告诉我们的是从东汉隶书沿袭而来的对正方形楷书之字体的努力追求:这是一种顺应历史的追求,与旧有的隶笔(“线条”旧样式残留)相比,它更在意于“新体”(字体间架)的新创。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吴 《天发神谶碑》

《天发神谶碑》则是从上古篆隶字法直接过渡到提按顿挫的新笔致。比如篆书字形尚长,《天发神谶碑》也取长形,与此前东汉隶书风气格格不入,显得特别另类。但其线条笔划又大展“悬针”、“垂露”之线形,粗细对比强烈,起笔必方、收笔必露尖,这种放肆大胆的写法,正是东汉隶书所十分忌讳的。对比曹魏,它应该是在沿袭旧有篆体(字体间架)尚长方的基础上的创新用笔笔法(线条)。

再来看两组刻帖范例:

[关键词:字形]曹魏的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已是很成熟的楷字字形,只是还有些须东汉隶书尚扁的残韵一一一从东汉隶书来,走向尽可能标准规范的楷法;因为靠近于后世唐楷,故尔今天我们接受它毫无障碍;习惯得很,也熟悉得很。

[关键词:笔划]孙吴的皇象《急就章》则从线条用笔出发,更强调字形的简略草化而在用笔、笔法上开拓放纵,进入"章草"世界而成为第一代章草书经典范本。我们在看它时,不会被引向正楷;而是必然会被引向章草、小草书。无论是字形简略似草,还是点画提按更见丰富变化,皆是如此。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吴 皇象《急就章》

根据这两组对比,碑版两套、刻帖两套;因其分属三国的禁碑时代,当然是十分难得弥足珍贵。如果研究刻帖,那么钟繇和皇象分别开创了“楷书”和“章草(草书)”的新的书法时代;但若是评价碑版,那么《上尊号奏》《受禅表》却是承汉隶来源并走向楷书,而《天发神谶碑》则更是上接古篆长形,显然是古文大篆即金文的遗孳,以三国时代跳过东汉直接两周,其书法风格技法更见诡异而鬼神莫测。这样的石刻碑版,在千古石刻书法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清代金石学家张叔未有言:“吴《天玺记功碑》(即神谶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之第一佳迹”。“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是绝高评价,而“如折古刀”的比喻更是非常贴切:古刀锋利出锐尖之形,如此碑笔画之露锋出尖几如草书;而古刀遇“折”,成一斩截断片,必呈方斜之片形。亦正是此碑的每笔起笔必取方折之笔。民俗喻魏碑曰“折刀头”,正是张叔未的“如折古刀”的生动形象,而与其他如蚕头雁尾、无往不收无垂不缩的南派隶楷之法所完全不吻;而出于山野的北朝系列如墓志、造像记、摩崖、碑刻却是与之有诸多暗合之处的。

至于为什么已经是禁碑时代,居然还有这些石刻碑版的传世?我以为有两个理由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第一,禁碑是纠正民间广泛立碑的豪奢侈靡之风,是与曹操“尚节俭”的政令和时代提倡相对应的。民间大面积禁碑,并不等于不刻碑,只是不立碑罢了。而大量立碑的传统风习,开始转向了魏晋南北朝的墓志一一从立于墓坟之上改为埋于墓穴之下。这样,刻碑书丹的行为没有变,但不“立”而是“埋”,才是当时禁碑时代可能的历史真相。第二,凡遇重大军国重事,不属于是一般的民间风俗的奢靡,而是具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时刻,则自然不入其禁。比如曹丕纂汉,位登九五,自然需要铭石记史以传之千秋万代,《上尊号奏》《受禅表》即属于这类改变历史的最重要文献,至少在曹丕这个谋划者和受益者看来是如此。而《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记功碑》,“神谶”、“纪功”,非军国大事而何?受禅是换朝代换皇帝;而神谶记功,又是吴主孙皓在昏庸残暴政局动荡之时佯称天降神谶文、以为东吴祥瑞故尔刻石为铭以告臣民之特殊举措,事关江山社禝,又托名上神,与早前的汉末民间立碑奢风相较,诚不可同日而语也。

陈振濂谈:三国禁碑时代曹魏、孙吴的罕见碑刻

魏《曹真残碑》拓本

三国禁碑,还有《曹真残碑》《王基残碑》,碑主都是大将军和贵族王侯特权阶层;唯曹魏碑还有一方《孔子庙碑》,黄初二年刻,现立于曲阜孔庙。而东吴碑也还有宜兴一方《禅国山碑》,是吴主孙皓封禅国山时铭刻。这些,大致也都不出天授神权、或军国重事的范围。证明我们对三国禁碑特殊时期几方碑刻存在理由的解释是完全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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