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巢湖变迁与居巢县的陷没

2018-06-18 15:16  阅读 368 次 评论 0 条

[提要] 秦汉时期的居巢县位于何处,历史上存在不同观点,其背后也关联着学界对古巢湖形态变化的认识分歧。从《三国志》之记载可以确定居巢县和巢湖在空间上彼此依存,明清《巢县志》中的干旱记录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则为认识秦汉居巢县聚落状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初步判定居巢县的毁灭和吴魏战争期间濡须口一带的军事活动密切相关,而此段时间的地质活动,又可能加剧了人为灾害,使得秦汉时期的古巢湖向东侵袭,形成“陷巢州、长庐州”的环境变迁。

[关键词] 巢湖 居巢县 聚落 自然 变迁

千百年来,在巢湖流域,一直流传着名为“陷巢州、长庐州”的传说,大意是巢湖底部旧为城池,后城中人误食大鱼,使城下陷为湖,而庐州(今合肥)则为之上升,传至近代,已形成了多种版本。学界一般认为它是基于《搜神记》的神话传说,后在流传中反复拼合黏贴而形成,也有人认为它是东汉时“历阳陷湖”事件的一种异化。从故事本体来看,“陷巢州”故事和国内许多陷湖传说有近似之处,而巢湖地处江淮中心,战乱频繁,聚落兴废无常,也使问题变得扑朔迷离。事实上,从文献向上回溯,佐之以一定的考古证据,“陷巢州、长庐州”一事真实的发生地点与原因,并非完全不可解释。这一事件的产生,应与汉末三国巢湖地区的城镇兴废密切相关,对其解析,应先从事件关联性最大的“巢”或“居巢”的地理位置和城市属性研究开始。

陷巢州的故事,三国时期巢湖变迁与居巢县的陷没

图1:现代巢湖和晚更新世巢湖水域范围示意图

资料来源:据屠清瑛等著.《巢湖——富营养化研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0:2.图1.3改绘

一、居巢的地理区位及城市特征

在先秦文献中,居巢是并不常见,但却非常重要的小国。如鲁文公十二年:“夏,楚人围巢”,昭公五年:“楚子惧吴,使沈尹射待命于巢”,后昭公二十四年,“冬,吴灭巢”,再过八年,即定公二年冬十月,“吴军楚师于豫章败之,遂围巢,克之”。从上述文献来看,居巢地处吴楚拉锯的中心地带,是经常位于战争中的国家,但这一时期,居巢的具体位置及它和巢湖的关系,学界尚存不同的观点。谭其骧先生在《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中,曾认为先秦之巢或居巢,在淮北与淮南同时存在,秦汉之居巢县是先秦居巢的一处,黄盛璋先生认为,“不论《左传》之巢或《史记》之居巢都是统一的,它们都是在一个地方,和本铭(指鄂君启节之铭文)之居巢也在一个地方”。这两种观点所指向的秦汉居巢县治的具体位置也并不相同。

先秦是否存在多个居巢暂且不论,但秦汉之际,正如谭、黄二先生所主张,江淮间的居巢县仅存一个是可以确定的。虽然三国时因沦为魏吴间战场而荒废,但秦汉至汉末三国之间,该县并未有迁移的记载,它的地理位置应是稳定的。通过比较《三国志》的记载,可以发现此一时期的居巢县是具有以下特征的城市:

首先,汉末三国之居巢县位于巢湖湖口。《三国志·魏书》载:“(青龙二年)五月,太白昼见。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就明显说明了这一点。而居巢和周边城市的相对关系也容易判断。《三国志》载:“霸为都亭侯……从讨孙权,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又说,“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前一材料说明臧霸进攻孙权的路线,是先穿过巢湖,再进攻居巢县,后一材料说明从居巢县可以通过水路——即出湖的濡须河进攻孙吴重镇濡须口。显然巢湖东西两岸城市和湖泊的空间关系,自西向东应分别为:合肥县-巢湖-居巢县,最后到达孙权掌控的濡须重镇。居巢县扼守巢湖东湖口,它和巢湖的相对位置,和明清巢县(即今巢湖市)是比较接近的(图1)。

其次,居巢县是一个人口和规模存在变化的军事性城市。前文引述到春秋时期吴楚两国在居巢的军事活动,这座江淮之间的小城,两汉之间人口不多。《三国志·吴书》载:“瑜观术终无所成,故求为居巢长”,周瑜“以……无锡人颜连为居巢长”,依《后汉书·百官志》:“ 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国,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秦汉时居巢的人口级别应该在万户以下。从《三国志》的大量的驻兵记录来看,吴魏战争时期,居巢的主要功能也是军事性。如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夏侯淳“从征孙权还,使惇都督二十六军,留居巢”,又过两年,“太祖还,留霸与夏侯惇等屯居巢”,217年(建安二十二年),“三月,王引军还,留夏侯惇、曹仁、张辽等屯居巢”,直到234年,“权果召然入居巢,进攻合肥。”才显示孙权第一次占据居巢。从207年至234年,居巢作为曹魏窥视濡须和东吴的前沿据点,时间长达27年。按曹魏军队的编制,大致按部,曲,屯,队,什,伍六级划分,一军大约在五千人上下。假定以公元207年的驻扎人口总人数为参考,当时二十六军应驻扎十三万人左右,这显然不是一座万户的小城可以容纳的。居巢县必然会在稳定驻军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化的扩建,或在周边地区建立更多的堡垒和据点。否则就无法满足长期驻守及防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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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清代芦溪嘴地貌及和高林相对位置。资料来源:光绪《庐州府志》卷二《舆地图说》

二、静与动:居巢县具体方位的两种说法

《三国志》成书于西晋,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一向以抒写严谨,考证精审著称。“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 裴松之认为此书“铨叙可观,事多审证,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常见版本的《三国志》中记载居巢的文句共十一处,其中载于《魏志》七条,载于《吴志》四条,多与吴魏之间战事有关,且都发生于巢湖周边,也可据此肯定秦汉之居巢县一定是位于巢湖流域的城市。既然可以肯定该县所处的大致区域,那么它的具体位置又在何处,与明清巢县的相对关系又是怎样?我们从文献中,大致可以梳理出静止和变动两种观点:

1. 静止观

静止观倾向于认为秦汉之居巢县和巢湖湖口,都在明清巢县附近,在清初就已流行。高士奇在《春秋地名考略》中说“巢”:“秦为居巢县,亦曰居鄛……汉仍为居鄛县,属庐江郡……今巢故城在巢县东北五里”。魏嵩山引康熙《庐州府志》:“居巢故城在巢县东北五里:‘今台址犹存,高丈余,邑人张氏据以为冢,下有听书港,洗砚池’”,又据三国居巢地处濡须和合肥之间的相对位置,判断明清巢县和秦汉居巢的所在位置相差不大。“唐以来巢县即今县,此正与东汉建安十八年、二十二年曹操进攻孙权由巢湖而居巢至濡须口的路线相符”,故:“古巢国及汉晋居巢县自有其地,即在今安徽巢县附近。”但和静止说相对的,康熙《巢县志》认为:“赤乌未陷以前,巢城尚在巢河(即濡须河,今裕溪河)以西,无为襄安临湖一带皆为巢境,自陵谷易位,迁治于河以北”,代表了历史上对居巢县具体位置的另一种认识。

2. 变动说

这种认识,也就是民间俗语所称的“陷巢州,长庐州”。值得注意的是,和《搜神记》所称的“古巢”不同,《太平寰宇记》引《三国志·吴志》中逸文,就作“居巢县”:“或云巢作剿字音,亦谓‘焦湖’。耆老相传曰:居巢县地,昔有一巫妪,预知未然,所说吉凶,咸有征验。居巢门有石龟。巫云:‘若龟出血,此地当陷为湖。’未几之间,乡邑祭祀,有人以猪血置龟口中,巫妪见之,南走,回顾其地,已陷为湖。人多赖之,为巫立庙。今湖中老姥庙是”。“陷巢湖”属于大洪水系列民间故事体系中的陷湖类故事,傅光宇曾在《“陷湖”传说之型式及其演化》一文中,将所有陷湖类故事类型加以分析,共梳理出五种形式,认为“巢湖(焦湖)地区兼有B、C、E三种型式,是‘陷湖’传说几种型式流播之交汇区。它既起到交流并加以选择的作用,又起到在选择后向四方扩散之作用。”换言之,起源于《三国志》或《搜神记》的陷巢湖故事,具有某种原发,融合,并向周边扩散和过渡的作用。在陷湖说的推论之下,居巢县并不在今天的位置,而位于今日巢湖的湖底,而古巢湖的湖口自然也要向西南方向偏移,秦汉以来的巢湖,必然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经历过渐进或突发的东进过程。

事实上,从2001年开始,陆续有人从巢湖东部湖区北岸的唐家嘴村附近湖滩发现文物。这些文物类型很多,包括玉器、银器、铜器、铁器、陶等,类型丰富,涵盖了从新石器至王莽时期的各个时代,“遗址上出现大量汉代陶器残片,以及被掩埋的10-20cm厚的生活灰烬层。通过对文化层中间层灰烬的14C测年,距今年代2090±130a BP”。结合文化层考虑,遗址结束于1800年前左右,即汉末三国时期。“据当地农民介绍,陶片分布的范围向湖中可以延伸有4公里远”,这片绵延入湖中的遗址,也证明目前巢湖的东部湖区,至迟在汉末,其面积较之今天缩小很多,而岸线也向南部有较大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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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陆龙腾观察到的城址位置。资料来源:依据google earth遥感图改绘

三、明清地方志的遗址记录及对居巢县城镇的印证

根据1954年航拍,1960年绘制的现代地形图,地理学界推测今日巢湖周围的10米等高线即为古巢湖湖岸的轮廓,涵盖了巢湖的‘四大湖湾’,即杭埠河、南淝河和柘皋河的入湖口和外流通道裕溪河的湖口,其总面积达2000余平方公里,年代约在商周时期。王心源认为,唐家嘴遗址的发现,表明巢湖在商周至秦汉之间,因气候干旱而缩小,此时人类开始向南部活动,因而形成了这些聚落。换言之,当时巢湖全域实际处于非均质的干湿状态——西部湖区面积大于现今,可能接近于商周的水平,东部湖区则十分干燥。如果将唐家嘴遗址及其南部的4公里左右视为这一时期人类活动的最近范围,那么这一区域以外,既可能是面积较小的湖泊,也可能是大片的陆地与河流。它的具体状况,取决于是否有更多的遗址被发现和记录。康熙十一年,于觉世委托陆龙腾编修《巢县志》,陆整理了最近几次巢湖干涸的记录,其中就有明代人尹士达的所见所闻,包含的信息十分丰富:

“成化癸卯(1483年)中,余侨寄邑南之高林。正月三日以履端之庆,过法云院,归至山椒,忽然湖中城垣高耸,楼橹峥嵘,旌旗帆樯旋绕于城外者,纷沓分明于烟霭中,乃下马注目者久之,因顾谓同行曰:异哉此遇乎!父老谓湖干则巢州现,岂今岁亢旱之报,抑蜃气嘘为楼台者云?因咏诗以记之,是年春半诅?秋,历时不雨,湖亦就涸,人皆由湖心行。濒湖居民,咸于湖掘取砖石,鬻利于郡城者至相接踵。接问之,则曰:巢州故物也。因历访之,咸曰:姥山西旧称巢湖。姥山东则故巢州。晋赤乌二年陷也。且巢湖襄五百里,此说为近,故录余亲睹事以质疑。”

姥山岛位于巢湖之中心,与北岸半岛的“中庙”和南岸的齐头嘴,构成了巢湖东西二湖的地理分界线。尹士达于1483年访谈听说的“姥山西旧称巢湖,姥山东则故巢州”,反映了巢湖当地对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对称干湿状态的一种地理记忆,和前文的推断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记录了1483年干旱在东部湖区暴露出的聚落遗址,这个遗址和唐家嘴遗址最大的不同,是存在着大量的砖石,从它们大量被搬运贩卖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测是一座坚固的城市。

对于该城的具体位置,文中并未说明,从“寄邑南之高林”、“濒湖居民,咸于湖掘取砖石”的语意来看,判断这座遗址可能位于今高林镇北部湖中某处。不过,类似的事件又一次发生于康熙七年,是年,郯庐地震带沿线发生了普遍旱灾,类似城址又一次暴露,且为陆龙腾所亲见,距编纂《巢县志》五年不到,十分可信:

“康熙七年冬,湖涸。有芦溪嘴运粮军人于其东南十余里见大砖砌湖中土内,掘之得古城砖数万,鬻郡中,其地与高林相对。”

芦溪嘴在今黄麓镇一带,是巢湖北岸一处特别的地貌,“在焦湖北岸,近白

露花塘两河之间,有长碛入湖中十数里,东西往来,船只必迂道避其浅”,光绪《庐州府志》,又作“长滩”,其上“旧多芦苇,最易薮奸”,后“扩而去之,并禁舟载芦苇,过湖以安行旅”,同书还绘有图像,显示是一处向湖中绵延漫长的带状滩地(值得注意的是,滩地南端还有一座小庙)(图2)。由于后期巢湖水位的升高,沙碛多部为水淹没,从目前仅存的部分来看,走向东南,大致与南岸的高林嘴相对,二者距离约30华里。陆龙腾说这个城市遗址,从芦溪嘴向“东南十余里”,其地又“与高林相对”,恰为二者间距的一半,应是位于芦溪-高林连线中点的湖底位置。这个位置,和成化年间暴露的城市大体一致,它们很可能是属于同一座或同一片城市所形成的遗迹(图3)。

从陆龙腾搜集整理的材料来看,这座城市还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

一、从砖石用量来看,这座城市若非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防御性极强的军事堡垒。就目前所知,汉代前期城市多不用砖,汉末,城砖逐渐使用,但使用并不广泛,如四川广汉发现的东汉时期雒县古城 , 城墙用夯筑, 内壁近于垂直, 两侧仅砌有10 层带‘雒城’、‘雒官城墼’字样的铭砖。魏晋以来,情况类似,如曹魏首都邺城,《水经注》说:“其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饰表以砖,百步一楼”,也只在城墙表面使用(江淮地区汉魏城址用砖更为少见)。可是陆、尹二人看到的这座城市:“大砖砌湖中土内,掘之得古城砖数万”,其用砖量大大超过了同时代其它城市,显然是一座经过规模化建设的,十分坚固的堡垒。联系曹魏占据居巢二十七年时间,并多次增兵,长期坚守以为进攻濡须前沿堡垒的历史,巢湖湖底暴露的这片遗址,显然符合这一特征。

二,陆龙腾所整理的材料,显示出这片城市周边的广阔区域,存在着许多其它等级的聚落遗迹。一,上述城址之南岸,“高林河边旁有墩突起,高二三丈……南行里余,地名陈家花园,掘三尺余,有天井、石阶,又掘而前有石城门限,限上车辙痕深数寸。”似乎又是一座较小的城镇。其二,据渔人讲述,湖底有几个点状分布的墩台,“湖中有三碛,北曰灰碛,掘之有灰;中曰大碛,近巢河曰栏船碛,此三碛者,每湖水涸,渔于舟中者习见之,其土坟然而起,其上皆有木出土数寸,如屋柱森列甚众,水稍盛则没不见”,“掘之有灰”,应是类似唐家嘴遗址的生活灰烬层,“坟然而起,且上皆有木出土数寸”,则暗示了起先可能有建筑存在。从上下文语境来看,这三处墩台似乎是沿着某种水体走向自西向东线状排列的,其中东部一座接近“巢河口”(即今裕溪河口),中部或西部一座不排除就是唐家嘴遗址之南延。舟人常见的这三座湖中之碛,说明巢湖东部湖区底部,小型聚落成片存在,且分布范围十分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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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汉末三国时期巢湖形态及周边聚落分布复原想象图。图片来源:依据google earth遥感图改绘

四、吴魏军事行为对居巢陷没的影响

一座大量用砖的城市,加上周边有很多中小型聚落零散分布,且遍布整个东部巢湖的湖底,与前文所作的居巢县周边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成片城镇群”的推想是比较吻合的。我们将居巢县的中心城市划定于芦溪嘴-高林嘴连线的中心位置,再将其它遗迹也在地图上标注,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印证和理解吴魏战争时期居巢县周边的军事地理形势(图4)。首先,居巢是与孙吴对峙的前沿阵地,又通过水路和濡须口连接,既是曹魏南下的要津,更是孙吴北上的枢纽。为了巩居巢的城防,曹魏必然会沿着孙吴军队擅长的水路展开布防。“坟然而起”,分北、中、东分布的“三碛”,不排除是居巢县以东,曹魏沿古裕溪河道分布的军事据点。这些据点的存在,似乎为我们勾勒出秦汉时期,古濡须河从居巢县向东北,再向东蜿蜒流淌的景象。到达今巢县位置后,平坦的陆地为群山包围,人烟稠密,遗址众多,1996-1997年发掘的“北山头”、“放王岗”等汉墓中发现的随葬物,“有些器物在我国已发掘的汉墓中也十分罕见”,显然是这一时期另一处人烟密集的区域。穿过这片区域,濡须河折向东南,约经30华里,到达濡须口。此处地形险要,两山夹峙,濡须河主航道从中穿过,如果遭到阻滞,显然会给上游带来灭顶之灾(图5)。

和巢湖地区长期流传的神话传说不同的是,陆龙腾在上述遗址记录和考察的同时,提出了关于“陷巢州”原因的个人观点。他认为孙吴的军事行为,特别是东兴堤的建立是导致居巢县被淹没的主要原因。“权黄龙元年迁都建业,二年(230年)筑东兴隄遏湖水”,孙权在迁都建业的第二年就在濡须口建立拦水大坝,显然是希望用洪水来淹没上游地区,借以抵消曹军对建业的威胁。“东兴堤成,濡须坞船由龟山尾出入,今河路犹存,石崖高数十丈,缆迹尚在”,大堤建成后,作用十分明显,当年满宠就力排众议,建议将合肥北迁:“其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为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于计为便。”合肥新城建好后,居巢留下了历史上最后两笔记录:“(青龙二年)五月,太白昼见。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权果召然入居巢,进攻合肥。”从此后,即彻底消失于史迹之中。

居巢县之消失,显然和濡须河水遭到阻滞的而形成的突发性洪灾有直接关系,正如上文分析的,濡须口至居巢各城镇之间距离较短,沿途为群山环抱,缺乏泄洪通道,一旦发生洪水倒灌,将很快危及上游城镇。钱玉春整理了唐家嘴发现的各类文物,判断遗址的产生和历史上的灾变密切相关:“玉器、银器等经济价值比较高的遗物,是一些以废墟为特征的遗址上所没有的,遗址有可能是在某次突然的灾难中沉入湖底”,陆龙腾在濡须口考察了导流航道两侧的纤绳痕迹,也发现历史上曾出现异常的水位抬升:“地势高,水中乱石如剑戟,必增水丈余,舟始无碍”。无论从文物的状态,还是缆迹的存在,都说明这场洪水来之迅速,而淹没的时间却十分漫长。“二年筑东兴隄,遏湖水,后征淮南,败以内船,由是废不复修”,司马光认为“谓正始二年芍陂之败也”,假如从黄龙二年(230)算起,至正始二年(241),濡须口至少被东兴堤堵住达11年时间。上游在混乱中被遗弃的所有城镇显然都无法恢复,居巢县及其周边城镇的消失,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人为作为以外,自然灾害也可能起到了辅助作用。康熙《巢县志》引旧志云:“吴赤乌二年巢城陷为湖”,这种说法在巢湖当地流传甚广。王心源认为这里的“陷”不排除地震作用的综合可能:“‘陷’字可至少有多重含义:1.突然的地震,滑坡(塌),使居住地没入湖中;2.突来的洪水、暴雨湖水位大涨,加上巨浪,淹没居住地;3.更或是该日地震、滑坡(塌),与滂沱大雨、强风共起,使居住地‘一夕化为湖’”实际上,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东兴堤修建前后,确实有大地震集中发生。“嘉禾六年(237年)五月十四日,赤乌二年(239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动。”,“是时,吕壹专事,步骘上疏曰:‘伏闻校事吹毛求瑕,趣欲陷人……如此,天地焉得无变!故地连震动!’”,除了在正史中留下记录以外,这段时间的灾害记忆在中国东南地区方志中多有记载,如宜兴,张公洞“在县东南五十五里湖汊之上,传孙吴赤乌二年一夕大风雨迅雷,洞忽自开,高六十仞,周五里,洞深五十余仞。”浙江嵊县回向庙:“赤乌二年,一夕风雨骤作,如万骑杂驰,晓视之,庙东向矣。”这种反复的经常性的地震极有可能破坏了巢湖原有的地质结构,并加剧了居巢县附近岸堤的崩塌,在人力和自然的联合作用之下,使得西部湖水加速向东部漫灌,最终形成了堰塞区和漫灌区相连的成片水面,这一地貌的改变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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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濡须口地理形势。 图片来源:作者航拍

五、居巢县陷没之后的巢湖自然地理变化

回到本文的主题,联系到在人为和地质灾害的综合作用下,秦汉巢湖突破原有界限向东部漫灌的过程,则“陷巢州、长庐州”一语的真实意义或不难解。从史料中看,秦汉时期的合肥是一座典型的沿湖城市,《史记》中说:“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城市北有肥水灌入淮河,南有施水(又称南淝河)灌入巢湖,“施水又东经湖口戍,东注巢湖,谓之施口也。”这条通向巢湖的河流,当时水量极大,郦道元说:“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就是说由于夏季与巢湖联通的施水上涨,甚至能与北部的肥水相通)。这一时期的合肥“居四水中”,施水足行大船,所以孙权的战船可以直接深入合肥之腹地。公元230年满宠说“合肥城南临江湖,北远寿春,贼攻围之,得据水为势……贼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难”,就是说明这种情况。但这一强大的河流运力,实际从三国以来一直处于匪夷所思的衰退之中,在入湖水量并无太大变化的情况下,明清时期,施水淤塞甚至断流,必须要在水中筑坝才能保证运输的通畅。这座大坝称为“梅龙坝”,宽约2米,断面梯形,在今肥东县长临河镇梅龙坝村,“合肥之水,经三汊,出施口,下巢湖,至八月,江潮退,水潦降,湖水平。巨商大贾,舟楫不通,乃筑堰于梅氏宅后,以蓄合肥之水。通上下,利舟楫,而坝以始焉。”但梅龙坝只能保证上游的河水蓄积在坝前,从坝以下直到施口,则形成长达十余里的淤泥滩(图6)。“安徽巢湖施口,乃由芜湖至合肥之要道,每逢隆冬及水涸之际,干滩数里,船只往来淤泥中,非牛拖不能经过。”(图7)用牛将船只拖上梅龙坝,再转运货物的场景,在民间称“拖滩”,显然和“施合于肥”的景象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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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梅龙坝和拖滩河段位置示意图。资料来源:作者根据google earth遥感图改绘

这种不可思议的岸线衰退,显然使合肥的城市中心大大的远离巢湖了,伴随着沿湖陆地和滩涂的逐步扩大,合肥的陆地面积也随之增长,这或许是“长庐州”的真实含义。梅龙坝的建立和拖滩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陷巢州”过后,整个巢湖自然地理状况的巨大变化,一方面,湖水东侵造成了城镇的淹没,另一方面,部分湖水流入新的湖盆,原有区域蓄水量减少,露出了新的陆地。施育新2006年在杭埠河三角洲采集平原钻孔时发现,“全新世晚期(大约距今2.15kaBP以来),巢湖的演化明显受到流域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影响。此时期气候开始变得寒冷,降水量减少,钻孔所处位置已演变为三角洲沉积,至1.9kaBP以前三角洲开始冒出水面,至1.4kaBP以前三角洲停止发育。”1.9kaBP时段正在东汉中期前后,而1.4kaBP为隋唐之际。这一长达500年的滩涂发育时间,可能是居巢和合肥两个区域逐渐为水覆盖与远离的时间总长。唐代诗人罗隐经过巢湖,参观了湖边“圣姥庙”,留下了“借问邑人沉水事,已经秦汉几千年”的诗句,也证明“陷巢州、长庐州”的历史记忆,在唐人的观念之中,尚属清晰可辨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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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巢湖施口近代“拖滩”的景象 图片来源:1929年《图画时报》,第567期,第一页,汪昉兴摄

六、结论

综上所述,汉末三国,由于特定的人类历史活动加之以频繁的地质灾害,巢湖地区发生了十分剧烈的湖面变动。在这场变动之前,西部巢湖的东界!可能延伸至芦溪嘴-高林嘴一线,而现今巢湖的东部水面以下,则为居巢县及附属堡垒和城镇,在东兴堤修建之后,湖水倒灌,加之以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使得东西二部水面逐渐连片,同时造成了周边人类生存环境不可逆转的破坏。

在这场人力和自然的联合动作之中,秦汉居巢县遭到毁坏,经过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逐渐成为一座水下城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水量的东移和湖面的扩大,使得秦汉以来运力充沛的南淝河水位下降,合肥成为一座远水城市。

这一过程的具体原因,在江淮的战乱中不免被扭曲和异化,从而导致了《搜神记》中神话的形成和静止与变动观点的对立,但流传千年的“陷巢州、长庐州”一语,仍应视为汉末以来巢湖流域一系列自然环境和城市地理变迁过程的准确描述。

陷巢州的故事,三国时期巢湖变迁与居巢县的陷没

[作者简介]

张靖华(1981-)男,安徽合肥人,南京工程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聚落地理。通信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212室。邮编:200433,电话:13951777663 邮箱:462667657@qq.com

陈浩(1988-),男,安徽阜阳人,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湖泊沉积与环境演化。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16号院3号楼,邮编100101。电话:18801286932。邮箱:chenhao@itpcas.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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