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汉魏洛阳城址

2018-10-20 19:44  阅读 111 次 评论 0 条

近两千年前,大学者班固曾在《东都赋》中如此感慨:“增周旧,修洛邑,扇巍巍,显翼翼。光汉京于诸夏,总八方而为之极。是以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一《东都赋》,中华书局,1977年,第32页)他以一代良史的气概和笔调,精细地铺陈出当时国都无与伦比的荣耀。班固笔下的雒阳城在岁月的长河里流传下来,伴随着这座城市涌现出的风流人物,走过一朝又一朝的兴衰荣辱,在世世代代的人们心中积淀,交织成瑰梦,至今都吸引着我们去回溯她曾作为汉魏故都的点点滴滴。

汉家宫阙

汉魏洛阳故城的历史可追溯至西周,周公曾在此建城,作为东都。秦庄襄王封洛阳十万户给吕不韦,吕氏在此扩建。西汉初,高祖欲定都洛阳。但直到东汉,洛阳才再次成为国都。东汉因崇火德,“故‘洛’去‘水’而加‘隹’”,曾改作“雒阳”;到了曹魏,“魏于行次为土,土,水之牡也,水得土而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加水”,所以又改回了“洛阳”。(《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第76页)

东汉雒阳城沿用了秦、西汉时期的故址,南北纵达九里,东西横至六里,号称“六九城”(图1)。全城四面各开设3门,共计12座城门,由城门校尉与司马等官掌管。(《续汉书》卷二七《百官志四》,中华书局,1965年,第3610页)其中的上东门还曾留下一段佳话。据《后汉书·郅恽传》记载:一夜,光武帝刘秀出猎晚归,最方便的途径是进上东门,入城回宫,不料时任上东城门侯的郅恽却拒绝开门。光武帝命侍者从城门缝里向郅恽讲明情况,以为再怎么也得给皇帝一次通融;可郅恽偏是个死脑筋,竟以“火把照得太远了,看不清来人”为理由,硬是不开门。光武帝有雅量,再憋气也忍下,另外绕道,最后从中东门入了城。哪知郅恽不依不饶,第二天还上书一道,先从周文王顾念百姓、不肯擅自游猎取乐讲起,话锋一转:“如今陛下却为了一己之好,跋山涉水去打猎,并且还日以继夜不知节制,试问把社稷宗庙置于何地呢?就好比空手搏虎或徒步渡河,如此冒险难成之举,真是小臣最为忧虑的。”光武帝确是一位难得的君主,得此上书的反应是,贬给他行方便的中东门侯为参封尉,而赐布匹给郅恽,以嘉赏其忠于职守。(《后汉书》卷一九《郅恽传》,第1031页

图1 东汉雒阳城复原示意图(王绣、霍宏伟:《洛阳两汉彩画》,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0页)

雒阳城内面积广大的南、北宫,均为包含若干宫殿的建筑群,附近有衙署、仓库及其他小型宫苑等。汉末《古诗十九首》里的“两宫遥相望,双阙百余尺”,指的便是南、北宫。两宫的地位发生过转移,最早以南宫为重。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称帝并定都雒阳,便居住在南宫却非殿;14年后,南宫前殿建成,遂以前殿为正殿。南宫在整个东汉时期均为皇帝受群臣朝贺议政、国家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而汉明帝永平三年(60年)至永平八年(65年),修建北宫及诸衙署。建成后,重心渐移北宫,其中天子临朝及宴飨朝仪的德阳殿、百官朝会殿、引见群臣的宜明殿、东宫承光宫等,每一处都对国家命脉有着重大影响力。中央衙署分布在南、北宫外。北宫的东北方向,设置有皇家粮仓——太仓、武器库——武库;南宫的东南,则有最高行政机构,即太尉府、司空府及司徒府。雒阳城共计24条大街,南宫的西北有雒阳三大工商业区之一的金市,城内东部还分布着社会上层人士的住宅,如步广里、永和里等。(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0—164页)

章帝时期的梁鸿——那著名的“举案齐眉”之典便出于他与夫人孟光——曾经路过雒阳,登临城北邙山南望,目睹都城胜景,触景生情,作了一首《五噫歌》,(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2013年,第166页)以抒发心中感慨之情:

陟彼北芒兮,噫!

顾览帝京兮,噫!

宫阙崔嵬兮,噫!

民之劬劳兮,噫!

辽辽未央兮,噫!

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将雒阳城焚毁殆尽,仅存残垣断壁。后来曹魏文帝曹丕复建洛阳宫,采用单一宫制,于东汉北宫旧址上营建。魏明帝曹叡在魏文帝营建的基础上大规模兴建宫殿区,恢复了皇都气派。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位于今天洛龙区、孟津县及偃师市三地交界之处,站在310国道高架桥上可以远眺一片广袤的田野,其中一座宽大的白色大棚出现于地平线上,那是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宫城遗址(图2)。据说目前已发掘了太极殿、太极东堂等遗址。太极殿始建于三国曹魏时期,北魏重建,北周改建。遥想当年,“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汉诗》卷一二《古诗》,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29页)而今那故都的金碧历经了沧桑,悉数在历史的波涛起伏中影影绰绰地逃遁流逝,化作一片空影寂寂的平坦麦田,无言地昭示着冥冥中的兴亡。

图2 在高架桥上北眺汉魏洛阳宫城遗址(王杨梅摄影)

南郊太学

如果说雒阳城内的规划,重在烘托政治的威仪肃穆;那么城南则成为礼制、科技与文化教育的渊薮。雒阳城南,建有祭祖、祭社、祭天的明堂、辟雍与灵台,称为“三雍”。其中,灵台是用于观测天象、以正律历的高台建筑,从东汉中元元年(56年)建成开始,使用至4世纪初,对古代的天文事业发挥过重大作用。据考古勘查,东汉灵台遗址整个范围达4万余平方米。这座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天文观测台遗址,位于今偃师市佃庄镇岗上村与大郊寨之间,如今只剩下一座巨大的夯土台。东汉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就曾在元初二年至永宁元年(115—120年)、永建元年至阳嘉二年(126—133年),先后两次任职太史令,主持了灵台的天象观测及研究。(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第59—63页)

雒阳城南郊还有太学,位于今偃师佃庄镇太学村西北,洛河南岸。据考古发掘,遗址南北长220余米,东西宽160余米,四周有墙,各设一门;遗址内有大面积的夯土建筑基址,内有一排排呈东西向或南北向的长方形房基。太学是自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古代官方的最高学府,始创于武帝建元五年(前135年),而东汉太学则起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东汉太学贯穿了本朝近两百年的历史,曾经由顺帝诏修后,规模宏大,太学生最多可达3万余人。灵帝熹平年间(172—178年),树立由蔡邕等学者以隶书体刊刻的熹平石经。直到东汉末年董卓入洛,太学被毁于战火。但曹魏、西晋、北魏皆在原址复修太学,曹魏时期亦刻石经,却难以再现东汉的盛况。西晋太学因永嘉之乱被毁,北魏复修,终因高欢执政后将洛阳太学的石经迁往邺都而损失过半,走向彻底的消亡,即使后世学者用力甚勤,四处搜寻石经,也不过是残余之物,让人心痛。如今除了太学遗址,我们只能从留存下来的汉魏石经残块上,去想象昔日诗书斯文的盛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图3)、洛阳博物馆等文博考古机构皆收藏有汉魏石经残块。(桑永夫:《汉魏洛阳故城编年史》,第39—43页)

图3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东汉熹平石经残块(霍宏伟摄影)

说起东汉太学的石经,便不能不提到蔡邕。这位流传千古的著名学者,精通经史、辞章、术数、天文、音律、书法,被时人称作“旷世逸才”。但他凭借书生意气投身政治,孰料其政治生涯又展开于朝局错综复杂的东汉晚期,虽然他殚精竭虑,却并不为君所用,屡受挫流放,最后还在董卓治下进退两难,付出了生命代价。只是虽身陷政治斗争漩涡,蔡邕始终未曾放弃对学问修养的追求与秉持。在早年任议郎时,他不满于当时的儒家经籍“文字多谬,俗儒穿凿”情况,熹平四年(175年),与同僚上奏求正定六经文字获准后,自书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于46块石碑上,让工匠镌刻,立于雒阳太学门外,这便是“熹平石经”。史载当碑立好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后汉书》卷六〇下《蔡邕传》,第1990页)

蔡邕之女蔡琰,也是名奇女子。受其父亲传,博学有才辩,拥有极高的文化修为及天赋。不过蔡文姬的命运跌宕起伏,一生三嫁,中间一次是因战乱被掠入胡地,嫁给南匈奴左贤王;入胡地十二年后,才被曹操赎回,却又不得不面对与在胡地生育的二子的生离别。蔡琰留下了《悲愤诗》,诉尽乱世征战中女性颠沛流离与撕心裂肺的坎坷经历,其对生命发出真实深刻的困惑与叩问,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怀。

从某个角度来看,蔡氏父女的命运与其所彰显出的精神,可以说是东汉晚期士人的经历写照与宿命代表。东汉最为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太学生,这一群体并非书斋学者,而对政治有着强烈诉求,因而被斥之为“党人”,在东汉晚期曾两度遭遇过“党锢之祸”。他们中间出过许多名留青史的人物,比如主要活跃于顺、冲、质帝三朝的名臣李固。他学以致用,政绩颇丰,后因不肯立刘志为帝,与操纵朝局的外戚梁冀抗衡,最终被残害。更让人感佩的是他的气节风骨并未止于其身,还延续到了子女身上。李固死后,他的两子接连被害,唯独第三子李燮在其姐李文姬的谋划下,随父亲门生王成亡命徐州,隐于市井做起商仆,才终于死里逃生,其年不过十三。十余年后梁冀被诛,李燮得以返还乡里,姐弟重逢,悲感旁人,生死世事无限沧桑。李燮被征为议郎,灵帝时拜为安平相,在位廉方自守、忠正敢言。当无道的安平王被黄巾军掠后,他勇于上奏不宜复其王国,其名声广为流传,京师人誉为:“父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固然东汉儒士有激扬名声、意气用事的弱点,并且在与外戚宦官的政治斗争的背后往往也牵涉利益集团的纠葛,无休止的斗争使得朝纲国体雪上加霜。但从另一方面讲,那些儒士和太学生为此除了必须承受个体生命与意志上的摧残磨难,还必须面临一种家国情怀的重创。谁又能说,背后支撑他们的又没有一份对国运的忧患与信仰呢?

所以,在今天重温东汉太学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被一个时代所记录的知识分子群体,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流精神气质;还因为从这个群体身上,能够感觉到当时雒阳城的温度与呼吸。毕竟城市对人群思想气质的影响和塑造,是潜移默化又难以忽略的,所以今人不能不去想象东汉的雒阳城,到底是怎样的一座城市,才能哺育出那样一批惊世骇俗、勇于担当的群体?

北邙冢墓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四个王朝相继建都于汉魏洛阳城,辉煌与衰亡在这里此起彼伏。这座城市曾几度在战火中毁灭,如同人的生命一样,在生与死中循环往复。比如汉末曹植随父西征马超时,所见的雒阳城便不再是“宫室崔嵬兮”、“洛中何郁郁”,而是“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曹植《送应氏二首》,《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页)

除了感叹城市之亡,人们也哀叹生命的沉浮:“驱车上东门,遥望郭北墓。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潜寐黄泉下,千载永不寤。”(《汉诗》卷一二《古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332页)这说的便是北邙山。历经数朝,邙山墓葬可谓是封土相望、层层叠压,以至有“邙山无卧牛之地”的民谣。如今可知的洛阳汉魏墓葬数以万计,今选择帝陵、皇室成员墓、官吏墓及壁画墓等四类墓葬,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洛阳。

第一类为帝陵。东汉是古代陵寝制度的创新与发展时期,(韩国河:《东汉北魏陵寝制度特征和地位的探讨》,《文物》2011年第1期)其意义非凡。汉明帝永平十七年(74年)正月,原该要拜谒原陵。一夜明帝“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第407页)于是挑了个黄道吉日,率百官及故客上陵。这实际就是把每年元旦朝贺皇帝的“元会仪”、饮酎礼、部分宗庙祭祀礼,合并至陵寝处成为“上陵礼”,大大提高了陵寝在祭礼中的地位。史书关于明帝感性的一面格外用墨,写他“阅阴太后旧时器服,怆然动容”,给兄弟刘苍去信讲:“岁月骛过,山陵浸远,孤心凄怆,如何如何!”(《后汉书》卷四二《刘苍传》,第1438页)一代帝王能有此感怀,可知死生之大事,焉能不重?

洛阳分布有11座东汉帝陵,其中5座位于汉魏洛阳故城西北方的邙山,即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及灵帝文陵。另外6座位于洛阳故城东南方的洛河以南,即明帝显节陵、章帝敬陵、和帝慎陵、殇帝康陵、质帝静陵与桓帝宣陵。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陆续对洛阳的东汉帝陵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一工作形成系统规模。“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洛阳东汉帝陵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通过发掘北邙山上的五座帝陵陵园遗址,主要解决了陵园的整体布局、陵园建筑结构,以及相关遗迹的性质、年代、内涵等问题,东汉帝陵的基本面貌得以复原。(《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内部资料,2018年,第53—55页)

北邙三十里铺村南有一座大型封土堆,俗称“大汉冢”(图4),其归属存在争议。清乾隆年间的龚松林考订此冢为明帝显节陵;但陈长安先生则认为大汉冢应为安帝恭陵;另外根据韩国河、严辉两位先生最新的研究成果,大汉冢应是光武帝刘秀的原陵。(韩国河:《文化认定与价值立场:考古学对历史文献的态度》,《光明日报》2018年6月25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3日)

图4 大汉冢标志碑(王杨梅摄影

大汉冢封土形制为圆丘形,夯筑,如今已是草木覆盖。取径登顶,四周皆为平地,向北眺望可见俗称“二汉冢”的另一座封土堆(图5),陈长安先生认为那是安帝长子顺帝的宪陵,再北为“三汉冢”,三冢南北纵列一线,相距一里余,是为家族墓葬序列。大汉冢和二汉冢之间,开辟出连霍高速公路,车行寥寥,并未打破周围的寂静与空旷。浩浩荡荡的风穿越而来,大汉冢顶的杂草灌木被吹拂得跌宕不休,似乎想要诉说邙山上那几千年光阴的悠茫。

图5 在大汉冢上眺望二汉冢(王杨梅摄影)

第二类为皇室成员墓。近年,洛阳市寇店镇西朱村南发掘了一座曹魏时期的高等级皇室墓葬,位于邙山以南的万安山。为长斜坡墓道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图6)。据考古工作者推测,这座墓葬为魏明帝墓的袝葬墓。如今,这座大墓敞开露天,称为“大揭顶”。位于考古工棚下,站在墓坑顶部地面边缘,即可将地下墓室的建筑布局看得一清二楚。大型斜坡墓道由考古工作者架设了保护支架,沿坡道深入地下十数米,通过甬道,便进入到墓室内部。墓室的前、后室交界处还残留着砖券顶,据称前室砖壁上发现过残存的壁画,但壁面剥落严重,难以辨认。后室留有放双棺的痕迹,由此推测为合葬墓。

图6 洛阳寇店镇西朱村曹魏大墓俯视(中国文物报社供图)

图7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在曹魏大墓工地现场考察出土墓砖(李重蓉摄影)

第三类是官吏墓。2009—2010年洛阳连霍高速改扩建时,在邙山大汉冢东侧发掘了曹魏时期的曹休墓。这是一座长斜坡墓道砖券的多室墓,由墓道(图8)、甬道、墓室等组成。后室、北侧室、西南侧室分别安葬墓主人及合葬者。出土器物80余件,主要有陶器、铜器、铁器、金银饰等,其中后室中部出土一枚铜印,篆书白文“曹休”两字,证实了墓主人的身份和墓葬年代。(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孟津大汉冢曹魏贵族墓》,《文物》2011年第9期)

图8 曹休墓斜坡墓道(王杨梅摄影)

从连霍高速主路下来,走一段乡间小路,便可以到达曹休墓。从有些陡峭斜向的墓道下去,光线逐渐变暗,经过甬道,进入墓室内部后需要电筒照亮。墓室由前室、耳室、北侧室、南双侧室、后室等6个室组成,均为拱券顶。据考古报告称,“甬道及各墓室内壁均有饰白灰迹象,且发现多处红色彩绘,但脱落严重,是否存在壁画不能确认。”确实,墓室内是一个与外面阳光灿烂的人间截然不同的存在,漆黑并阴冷,曾经所藏器物已交由文博部门保管。电筒光束所及,只能依稀辨别近身的墙壁与室顶,置身于那些黑寂中千余年前的砖与土之间,仿佛能够嗅到那丝丝尘埃落定、死生陌路的决然。

曹休是曹操特别中意的一名战将,被曹操誉为“吾家千里驹”,还是曹丕的顾命大臣。他去世时,曹植专门写过一篇《大司马曹休诔》,以抒哀痛。曹植这位在诗酒中流连了一生却又不甘、因此注定抑郁纠结的才子,也和洛阳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黄初三年(222年),31岁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在这次入洛受封、返回鄄城的途中,路过洛水,他以无与伦比的才思与想象,借助笔墨将心中久积的苦闷郁结尽情迸发出来,创造了名动千古文坛的洛神,浓墨重彩地向世人宣布他在洛水有过怎样一次动人心魄的奇遇。他笔下的女神,源于楚辞的浪漫多情,也来自汉赋的惊才绝艳,她自古老的湘江一路走来,走向汉魏的洛水,曾由生入死,又最终从死亡中获得永生。这种对死亡的独特审视角度,向现代人展示出古人生死观的一角。

第四类为壁画墓。如洛阳西汉的卜千秋墓,便是一座绘制有想象瑰丽壁画长卷的空心砖室墓。在墓室主室、墓门与后壁山墙之间的墓顶平脊内侧,用线条与色彩画出一幅墓主人升仙图。这幅长卷长4.51、宽0.32米,共计1.44平方米,略微狭窄的长条上,从左到右依次有女娲、月轮、羽人、五灵(即青龙、白虎、朱雀、麒麟、鱼妇)、西王母、玉兔、卜氏夫妇、伏羲和日轮,夹杂着云气缭绕。主室墓门门楣绘制句芒神,后壁山墙画出方相氏与龙虎图。方相氏是傩戏中带领12种凶兽驱魔的主帅,如《续汉书·礼仪志中》记录了东汉洛阳大傩活动的过程。(王绣、霍宏伟:《洛阳两汉彩画》,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56页)在原本冰冷恐怖的墓室里,亡者却置身于神人、神兽环绕保护的祥和仙境中,并且被引领着走向升仙之路,这种艺术想象暗示于一种无常流变的基调中,希冀浪漫潇洒、获得安抚慰藉的终极关怀。

西晋的文人张载登北邙曾作《七哀诗》:(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40—741页)

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

借问谁家坟,皆云汉室主。

恭文遥相望,原陵郁膴膴。

……

在诗人的感慨之外,死亡作为一种无可逃避的绝对存在矗立在每个人的生命终点,汉代人为此以“事死如事生”的审慎态度来处理和想象死亡,凭着这份洞彻与达观,他们不仅赋予生死以崇高感,也滋养、拓展了艺术的无限天地。

对于人类个体,至大莫过于生死;对于一座建筑,存在莫过于兴废;对于一类精神共同体,功罪莫过于春秋;对于一个王朝,意义莫过于荣辱存亡……而汉魏洛阳城将这一切见证目睹、容纳涵盖,但她不言不语,以一种静默长深的姿态,顽强地抵御着人世的喧嚣与光阴的磨蚀。洛阳城将成败等闲视之,虽然卑渺如沧海一粟的生命个体,庞大如轰轰烈烈的一代王朝,她都慎重以待;但同时又持有庄生“无己、无功、无名”的逍遥游无待之精神,不为一时一地的得失所滞。纷纭腾突,谷静山空,一切留于世人评说,她只平静地走过自己的历史,走向自己命运归宿的地平线,走进我们每个人似曾相识的心底。“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宋]司马光《过故洛阳城二首》,《司马光集》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本文首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9期,作者李重蓉任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文图均有所增补。本文写作得到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徐婵菲女士、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继鹏先生、洛阳师范学院张鸿亮先生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杨梅同学提供较多图片,特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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